新文化周刊Z1版~Z4版來源:新文化報 - 新文化網
  晚年費孝通在江蘇吳江市開弦弓村(“江村”的原型)石橋上
    ■編者按
    我是從農村出來的孩子,對土地有著天然的依賴,所以總會找機會回去看看。前幾天剛好又回了一次家鄉,可令人尷尬的是,開車在鎮里轉了一大圈,竟沒找到進村的路。一棟棟高樓讓我在生活了20年的家鄉感到了陌生,感到了手足無措。也許很多和我一樣從農村出來的人都有這樣的擔憂———失去農村風貌的家鄉會變成什麼?何處去卸載我們這些人的“鄉愁”?城市化進程於家鄉有何益處?這些問題,也許只是生活在外鄉的游子的疑惑,但是,一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肯定考慮得更為深遠,比如費孝通先生。作為一個中國人,如何讀懂當下的中國?顯然,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通過本文,重溫費孝通先生關於“鄉土中國”的觀察和思考,或許有助於我們對這個時代正在發生的城市與鄉村、傳統與現代的深刻變革,多一分理解。
  書名:《中國人的自覺:費孝通傳》
  作者:李昇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5
  內容簡介:
    《中國人的自覺:費孝通傳》用紀錄片式的文字、詩意的筆法、全面詳實的資料,展現了費孝通的傳奇一生。全文以“民族復興要從認識中國開始,要有世界眼光”為基調,以宏觀歷史時空為分界點,用18章的內容講述了費孝通家學、留學、治學、建言的不同階段。作者歷時8年,遍訪費孝通家人、師生、朋友,重走費孝通求學路和治學路,收集上百萬字原始素材,終成此書。完整講述費孝通先生的家族史、鄉土情和書生志。
    費孝通(1910~2005年):江蘇吳江人,國際應用人類學會最高榮譽獎獲得者,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30年,考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6年夏,留學英國。1938年,獲倫敦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學位。1957年被劃為“右派”後,被禁言20年。主要論著有《江村經濟》、《鄉土中國》、《中國士紳》、《鄉土重建》等。
    李昇明:1964年出生,嶺南客家人,供職於中國縣域經濟發展中心。
  封面文章》
  ■肖金 祝子仲
    這本《費孝通傳》從拿到手上開始,斷斷續續已讀了幾個月,總覺得應該寫點什麼,卻又感到無從下筆。儘管作為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的“一代宗師”,費孝通從國際聲譽和影響力來說,絲毫不遜於梁思成、錢鐘書等學者,不過,或許是社會學、人類學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太過陌生的原因,關於他和他的著作,恐怕真正瞭解的人並不多。
    其實,近年來,無論是美國人何偉的《尋路中國》,還是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熊培雲的《一個村莊裡的中國》,這些試圖讓外國人或者中國人自己“讀懂中國”的暢銷著作,都與幾十年前費孝通的“鄉土中國”觀察有某種精神共通之處。
    按照最新的統計,中國城鎮化率已達到53.73%。而在這個數字背後,面臨的是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加劇,城鄉差距擴大,產業結構升級與就業壓力巨大等問題。城鄉二元化發展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一旦忽視了城鄉之間的有機聯繫,如果其間橋梁一斷,都市會成整個社會機體的癌,病發的時候城鄉一起遭殃……”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費孝通當年所診斷的病癥言猶在耳。
    仔細想想,當下浩浩蕩盪的城市化進程中,斷裂的何止是城鄉之間,在城市內部、在鄉村內部,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也在產生斷裂。
    有人說,當代中國人,很多都在逐漸成為沒有故鄉的人。城市裡的老樓老巷子,在轟鳴的機器聲中變成了高樓大廈,昔日的老街坊老鄰居,也散落到了城市的各個角落,開始了與新鄰居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而對於生於農村長於農村的人來說,都市的誘惑,也使得很多人或呼朋喚友、或獨自一人、或攜妻帶子,離開了屬於自己的家,來到城市謀求生存。
    鄉愁,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與生存的艱辛相比,雖然看上去頗為遙遠太過模糊,卻又揮之不去。
    特別是,當城市化讓農村成為異鄉,當現代化讓傳統成為異鄉,“鄉愁”不只是餘光中詩里“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的個人情愫,更是一種存在於時代與內心的斷裂感。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鄉愁”與費孝通的“鄉土”情懷,或許正好能找到共鳴之處。
  一
    江南水鄉是費孝通人生之路的起點,年少時他在這裡接受來自母親點滴交匯的家庭教育;20歲,他從水鄉啟程,踏上北上的火車,開始漫長的求學之路;1936年,他帶著在江南農村所做調查的資料前往英倫,投到社會學大師馬林諾夫斯基門下。
    費孝通自述,“在我的一生經歷中看到了一個中國士紳階層最後走過的路程。”他的老家在江蘇吳江縣同里鎮,歷史上一直是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所謂傳統鄉紳們)願意擇居的地方。到他這一輩人,同里鄉間還有“楊柳松柏”四大戶的說法,“楊”指的是他的外祖父楊敦頤。這些大戶人家在鄉裡地位很高,也有一定影響。這些人的出路就是念書考科舉,考上了可以做官,一人當官,親戚都沾光。小的時候鄰居就叫他“阿官”。
    不過,這一時期近代化轉變已經開始,以費家為例,到了費孝通祖父這一代家道開始中落,外祖父楊敦頤棄官從商,開辦紡織廠。父親費璞安在清末最後一場科舉考試中獲得生員資格,後留學日本,歸國後任江蘇省教育廳視學。母親楊紉蘭創辦了吳江縣第一個蒙養院,親自教育幼年費孝通。包括費孝通在內的這一代人,大都去國外留學,轉變為現代知識分子,離開了傳統的鄉村。
    那麼,費孝通為何又把關註“鄉土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作為自己一生追尋的目標呢?
    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費孝通曾提到他初到倫敦的時候,打聽寓所的主人:“我想認識倫敦,應該先到哪裡去?巴力門還是唐寧街?”房東老太太搖搖頭說:“這種地方你去乾什麼?你得先上海德公園。在海德公園裡你才能瞭解我們英國怎麼會有巴力門和唐寧街的。”
    在海德公園,費孝通看到的是,“園角一片寬闊的草地上,有著各色各樣的人站在桌上、椅上、肥皂箱上同時向著游客演說。有些吸引著幾十到幾百個聽眾,圍得密密層層,有些只有一兩個人,甚至一個聽者都沒有的,大家還是提高了嗓子在說話。聽的人有話想講,隨時隨地可站起來講,只要有人聽你的。聽一陣,覺得沒有趣味的,隨時可以走開。在海德公園裡真可以說是議論紛紛了:幼稚可笑的、胡言亂語的、有條有理的、引經據典的……種種色色,無不具備。從立場說,有極端的保守派,有過時的傳教士,也有激進的左派,真是無派不全。可是有一點,值得我們這些異邦人記得的,是在海德公園中,從來沒有人互相打過架,沒有人流過血,沒有人投過手榴彈,沒有人停止過別人說話。即使沒有人聽你,你照樣可以直了嗓子發議論,沒有人笑你。我的確看過一個沒有聽眾的演說家,而且據別人和我說,他是每星期必定來的,大家非但不恥笑他,而且認為這人不錯:自己認為對的就得說。可是這位先生說的話,沒有第二個人發生興趣,所以沒有聽眾。他每星期可來唱獨白,可是他卻不能強迫別人來聽他,更不能不許別人說,只准讓他說。他若這樣做,就不能在海德公園裡了。”
    海德公園的經歷,讓費孝通意識到,英國人的現代精神,並不只是因為有了議會和內閣這些上層制度,而是植根於基層社會的民眾自覺。
  二
    之後,1943年,費孝通又赴美訪問,深受美國現代文明震撼。而實際上,美國獨立時,才只有4個1萬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最多的紐約只有3萬人。到1790年時,美國城市人口也只占總人口的5%。南北戰爭前,3/4的美國人住在鄉下。
    追溯美國現代精神,費孝通發現,要認識美國,不在它外表的摩天大樓,在它早年的鄉村裡。若忘記了美國曆史,被爆發的都市文化擋住了視線,我們會誤解美國的國民性。大企業、大工廠、大都市是美國的皮肉,骨骼是在早年的殖民時代鄉村生活中養成的,大約在1920年結束。粗放曠達的早期鄉村生活環境養成了他們獨來獨往、不卑不亢、自負自驕、耐苦耐勞的性格,而這種國民性格又塑造了整個社會崇尚平等、愛好自由的精神。
    實際上,“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似乎都具有一種共同的理想,即在西方現代化衝擊下尋求中國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當然,不光是知識分子,普通民眾對於鄉土文化的依戀甚至還要更強烈。就像何偉在《江城》中說的:“在我所認識的涪陵人身上,一大優點就是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有著極強的自豪感———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地方,人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有著如此強烈的認同感。”社會學在被引進中國的時候,已經帶著這個特殊的印記。費孝通是他們其中的一個,並且終其一生都在試圖通過“鄉土”研究對中國問題作出解答。
    在20世紀30年代,晏陽初等一些留洋歸來的知識分子曾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而費孝通的鄉村研究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在他看來,“目前中國,在社會研究上,最有意思的問題,就是農民對於鄉村運動所抱的態度是怎樣的。我們只看見要知識分子下鄉去的宣傳,要改革這樣、要改革那樣的呼聲,但是,我們絕沒有機會聽見一個調查農民態度的忠實報告。”
    今天所講的鄉村更多的是在空間地理意義的範疇,而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則是指未遭遇現代文明衝擊的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鄉土中國之所以存在,有一個前提條件即鄉村是封閉的、具有邊界的自然地理空間,農民極少流動,生於是鄉、長於是鄉、終老於是鄉。然而,隨著晚清以來世界情勢的變化,鄉土中國被迫卷入東西文明衝突的洪流之中,中國“靜的文明”開始遭遇西方“動的文明”的衝擊和挑戰。自足一體的鄉村社會被包括西方工業、現代教育以及國家政權在內的外部力量所破壞。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外部力量的強行進入破壞了鄉村社會的運行邏輯,鄉村社會開始出現秩序危機。
    他對當時司法制度在鄉村社會中的“副作用”作出了精彩的論述:現代治理手段在鄉間發生了很特殊的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又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們怎樣去應用這些設計。或者說,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這一洞見,也含蓄地批判了當時頗為盛行的現代化論調以及試圖“改造”農民的鄉村建設思想。
    而他在20世紀30年代主張以工商業下鄉,以現代市場力量重建鄉土,進而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主張,則最終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星火燎原的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發展的熱潮。這是後話。
  三
    費孝通在晚年曾感慨:“‘五四’這一代知識分子生命快過完了,句號畫在什麼地方確實是個問題。我想通過我個人畫的句號,就是要把這一代知識分子重新帶進‘文化自覺’這個大題目里去。”
    而上世紀初,無論是陳獨秀辨析“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提出“倫理的覺悟為吾人之最後覺悟”,還是李大釗概括“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在於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抑或是魯迅倡導國民性的改造,那一時期“文化自覺”的努力鼎盛一時。
    我想,費孝通之所以把“文化自覺”看做是我們這個社會真正走向現代的路徑,因為,在某種意義上,現代中國是鄉土中國的邏輯延伸。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決定了社會變遷註定不是一個簡單徹底告別傳統、辭舊迎新的過程,而是一個建立在社會自身演化的內在邏輯之上、傳統與現代相互角力和衝突的過程。然而,中國的現代化實踐一直將傳統、農民和鄉村視為現代性的他者,視為需要拋棄或改造的對象。試圖以一種文明取代另一種文明的結果是,改變的只是農民的一些生產生活方式而無法(至少是難以)輕易改變農民的心智結構,而這個心智結構一直在頑強地抵禦和消解與之不相容的外界力量。或者說,當傳統足夠強大的時候,單純的外來文化輸入的影響和現代社會治理的有效性,都會變得相當有限。
    傳統意味著什麼?在《鬼的消滅》一文中,費孝通如是寫道:傳統成為具體,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成為神聖,成為一種可怕又可愛的東西的時候,它變成了鬼。它讓我們的生命並不只是在時間里穿行,過一刻,丟一刻;過一站,失一站。生命在創造中改變了時間的絕對性:它把過去變成現在,不,是在融合過去、現在、未來,成為一串不滅的、層層推出的情景。它不但不可怕,反而成為我們內心渴求的對象……
    其實,在1936年開春,當青年費孝通拄著拐杖,好奇地走進開弦弓村(《江村經濟》中“江村”的原型)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是個小心翼翼的改良主義者,在他看來,“社會是多麼靈巧的一個組織,哪裡經得起硬手硬腳的嘗試?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識不足以維持一種新制度時,這種制度遲早會蛻形的。”費孝通並沒有規定我們的追求,而是在提醒我們不能輕狂起來,試圖構建一個純理性的世界,期望一個完全正義的世界。
    80年之後的今天,再來讀這句話,說得多有先見之明啊!
  編輯:李艷華美編:梁晶校審:秦立娜
  (原標題:費孝通的“鄉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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